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文化思辨能力的培养

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文化思辨能力的培养

　　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文化思辨能力的培养

　　杨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外语系，广西崇左532200）

　　摘要：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作用匪浅，然而英汉两种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却常常成为学生做出正确理解与进行翻译的障碍。本文通过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学生的文化意识以及学习中所存在的文化“瓶颈”，旨在探讨培养学生文化思辨能力的重要性及有效方法。

　　关键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文化意识；思辨能力

　　作者简介：杨琳（1974-），女，甘肃宁县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及全方位国际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对熟练掌握汉语和英语并能在两种语言中较为自由地进行转换的翻译人才的需求也愈来愈高，但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在缺口极大的中国翻译产业市场中显得杯水车薪。翻译活动所涉及的至少是两大片文化，而英汉两种语言植根于迥然各异的文化体系，彼此相遇时文化矛盾所引发的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在翻译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必须置于跨文化的视域下，培养学生翻译学习中的文化思辨能力，即对语言中所积淀的文化因素要学会思考与辨别，增强其文化敏感意识，帮助学生突破翻译中的文化“瓶颈”，识得文化，入得语言，从而做出正确的理解与翻译。一言以蔽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首先要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文化人”，而后才能谈得上真正提高学生翻译学习中的文化思辨能力与翻译能力。

　　一、翻译教学中学生的文化意识问题

　　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兰博（Lambert）、雷恩（Robyns）、玛丽·斯内尔霍恩、傅雷、刘宓庆、周方珠等均在其著述中认为文化因素是翻译研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汉语注重人文文化，西方文化则归属于科学文化，两者的差异存在于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民风民俗诸多方面，在翻译中又是依赖语言的上下文而存在的。但在大学生英语翻译课程学习的过程中，其对汉英文化因素的差异了解欠缺，这既是他们学习的兴趣及动力所在，又是其经常遇到难以跨越而受挫的障碍或一不留神就会掉进去的陷阱。这是因为英汉两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既存在同质性，即文化共核（cultural common core，人类文化中共同的核心，即各种文化特征相覆盖的部分）[1]，又存在异质性，即文化方面的差异乃至文化冲突。学生所面临的文化“瓶颈”主要是由于两种文化的异质性所导致的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负载词汇。汉英两种语言互译时，词汇是理解语言并给出准确翻译的基础，文化的同质性体现在语言上通过翻译交流可以实现语言形式和意义上的基本再现。相反，负载独特文化内涵的词汇译词的选择对学生而言却时常是一个雷区。这类词汇对译入语文化而言是异质的东西，缘于异质，所以具有排他性（exclusiveness），很容易引起误译或是在译入语文化中找不到对应的词汇，产生表达上的空白，也就是“词汇空缺（Lexical Gap）”[2]。学生经常会对一些看似简单的词语掉以轻心，忽略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调节作用。

　　如现代科技文明的日新月异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语言中也有大量的反映，像“empty nester”是用来指因儿女在外工作而独守房屋的老人（“空巢老人”），而“loneliness industry”也是应运而生解决该社会问题的“为孤寡老人服务的福利事业”，上有老下有小奔波赚钱以养家糊口的人们被形象地称为“sandwich generation”。因不了解该类文化色彩鲜明的词汇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加之无生词障碍，学生做出误译或硬译在所难免，有的译词虽能彰显其形象性，却因无丝毫的文化知识解说而让读者满头雾水，不知译者之所云。

　　2.语言意义之语场。文化是一个大环境，在此环境下的语言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语场（language field），即“单词、词组、语句在思想表达统一体的约束下相互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语言环境”。[3]翻译活动词语搭配中的“假朋友”（false friends）就是反映语场决定语言意义的很好的例子，“害人的礼物”是“Greek”与“gift”二者的结合，“German”与“band”遭遇也摇身变为“街头乐队”，“strange bedfellows”（萍水相逢）也不是根据词组各个组成部分妄加猜测而成的“同床异梦”，“black”和“diamonds”成为一个词组就成了与原来各自词义大相径庭的“煤”等。在翻译这类词汇的时候，学生很容易望文生义（taking the words too literally），却忽略了词汇所处的语场乃至语场之外的文化背景。词汇量只能有助于提高其翻译速度，却不是其产生准确译词的充要条件。

　　3.语法结构。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语法及句法结构。英语与汉语的语法结构有其类似之处，同时也存在着由于汉语注重意合（parataxis）而英语注重形合（hypotaxis）反映到词语及句子结构上的差异。“go”、“goes”、“going”、“went”、“gone”表达的是不同的语法概念，分别对应了不同的.人称、时态、语态等，在汉语中却只有一个“去”与之对应，翻译中需要加上其他词汇才能保持语言意义及功能方面的基本对等；汉语中的关联词“不仅……而且”体现出来的也不仅仅是英语结构词“not only…but also”，还有语法现象胶着在其中。汉语文化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而英语文化更注重严谨的思维与推理。文化个性会通过词汇反映在语法中，又通过语法反映在句子结构中，而翻译课程的学习中学生常常会忽略文化异质性所导致的细微差异，没有对译法进行适时辩证地调整，从而影响了译文质量。

　　4.文体与修辞手法。“话有三说，巧者为妙”，不同的文体与辞格的使用会为文句增色添彩。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学生更加注重的是教师布置的作业如何去完成，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去比较汉英两种文化中的文体与修辞手法的异同，在阅读与理解源语的过程中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改变了源语的风格或者对辞格进行生硬照搬，导致文化误读、译文千篇一律甚至是在形式上与源语“差之毫厘”，而意义上却“谬以千里”的译文。如汉语中“她是个扫把星”，学生在阅读句子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本族语文化中“扫把星”即“彗星”，很少深入地探到文化内核的东西，文化的误读导致了误译“She is a comet”。“扫把星”是汉语词汇中所特有的，而“jinx”却是英语中用来表示“不祥之人、凶煞”特有的词汇。再如“She is as poor as Job”，学生在懂得了“约伯”为《约伯记》（《圣经·旧约》中的一卷）中的人物，很容易将其处理为“她像约伯一样贫穷”。修辞手法尚在，却对不谙圣经故事的中文读者造成了理解壁障。

　　二、翻译教学中文化思辨能力的培养

　　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重视学生对寄身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异质与同质文化因素的思辨能力的培养是翻译学习的活水之源，思考愈是趋于深入，对译事中的文化因素愈是敏感，愈是会在亦同亦异的辨析中形成良好的学而思、思而学的互补学习方式。

　　1.文化之思。翻译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语言和文化的矛盾。[4]如何培养学生化解二者之间矛盾的能力？由于实际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理论授课占得比重较少，因此，通过具体的译例比较分析来启发学生对英汉互译中文化因素的思考、辨析、审美判断及表现能力，由此及彼，是提高学生文化敏感性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例如：“政治协商太微妙、太复杂了，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这类的文人很难理解”，该汉语句中突出的是知识分子、新闻记者，是以人为中心，有因有果。

　　分析译文“It often seems that the political process is fartoo subtle，far too complex，for men of words—intellectualsand journalists to understand”不难发现译文注重逻辑，形式上严密符合语法，主次井然，结构复杂，强调的主体俨然变成了客体“political process”，持有“fartoo subtle，far too complex”观点的主体却被置之于句末。通过此例，可以穿插讲述中西方文化差异之滥觞，汉语深受文化三教（佛教、道教及儒教）的浸淫，人文主义色彩浓厚，宽和谦逊，以有生命的主体为中心展开论述居多，重在综合，顺向思维明显；英语脉承希腊文化、犹太宗教和现代工业主义，对客观世界的征服智慧或对客观事实阐述尤显突出等，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使学生意识到“翻译=词汇+语法+翻译技巧”加和性原理的片面性及错误。在讲授英语中源自希腊语的词汇时，应增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合作或者翻译小组之间的文化知识共享，充分利用网络资源，鼓励学生对“Achilles heel”（唯一而且致命的弱点）、“Sphinx riddle”（斯芬克斯之谜，喻难解的谜题）以及上文提到的“Greek gift”、心理学上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俯拾皆是的神话或典故背后的文化精神进行探索，鼓励学生对“Eden”（伊甸园）、“Forbidden fruit”（禁果）、“Juda’s kiss”（犹大之吻，喻背叛）等犹太宗教之宝典《圣经》中“人性恶”之论与中国儒说“人之初、性本善”文化向背之因进行分析。具体的译例及相关的文化构成因素互相衬托，学生的学习不仅不会显得枯燥，反而学会了在遇到一种表达与其母语及思维常识相冲撞（clash）的时候，会以习得的文化敏感性去探索其背后的成因。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第二》），学生在学习的同时，思考种种语言结构背后的文化支撑及思想意识体系，日积月累，眼界得以拓展，知识体系得以完善，思维在跨越时空的语言翻译活动中被赋予灵动的羽翼。教师在课堂上教授学生的知识是有限的，而给予学生一双思维之羽翼并助其习会振翅方是长久之策。

　　2.文化之辩。文化之思是前提，学生通过对源语进行分析，思考英汉文化的差异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词汇、句子、语篇等中存在两种文化中异质的东西，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展开翻译活动了。纽马克教授（Peter Newmark）提出文本分析即原文理解是翻译的起始[5]，翻译中除了分析源语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经纬之外，还必须对文化制约下原文的旨意、语言风格、语言所针对的读者层、语体的雅俗、场景等进行辨析，方能做出准确、忠实而又通顺的翻译。张梦井等提出了翻译的同项比较（Parallel Comparison）[6]，即“比较同一篇作品（或其他文件）不同译文的一种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发现哪种译文总体上好（或欠缺），或者哪种译文在某一方面好（或欠缺）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课堂上较为常用，因为寻求原文关照之下多种译文之间的同和异会更有效地接近原文的精魂。一个词汇、一个句子乃至语篇可以有不同的译文，如汉语中的“草”在英文中的基本对应词为“grass”，但在与不同的词搭配时，选择译词应该考虑到“草”在两种语言中所映射出的文化个性，“草寇”可能译为“bandits”，“草率”可能译为“hasty”，“草包”在汉语中既可指草编的包或装满草的包（straw bag），语义扩大后，也可用于比喻无能的人（good-for-nothing/blockhead），“草书”对英语读者而言就更披上了中国文化色彩，只能通过释义后译为“（inChinese calligraphy，characters executed swiftly and withstrokes flowing together），其中使用了介词短语，又出现了分词结构等层次分明的语法现象后，才准确传达了该词。因此，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教会学生对两种文化中异质的元素进行思考，还必须在两种文化中不断辨析游走，既要保留源语中深厚浓郁的文化气息，又要基本上符合译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余光中曾指出：最理想的译法，应该是中外的学者作家两相合作，中国人的中文理解力配上英美人英文表达能力，当可无往不利。[7]但中外译者的合译模式对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而言缺乏现实基础，因此，对同一原文尽可能产生更多的译文，不断地进行辨析，尊重文化，尊重受众，应该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际可行的方法之一。同时，笔者认为，除了译文的同项比较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的翻译类项比较能力，即对文化认知相似，而表述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辨别分析，既可找到两种文化脉动联系，亦能领会内容相似外在却缤纷多姿的世界文化博弈。培养学生先思后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以课堂作为世界文化交流的小舞台，使得汉英两种文化通过翻译活动展开良性互动应该是值得提倡的。

　　三、结语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对学生文化思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翻译教学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开启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差异更为纵深的理解之门。同时，从文化理解视角为学生提供进一步探索英汉语言不同的文化结构（cultural configuration）以及两种文化精神中各自所透射出的独特的文学信号（culturalsignals）的广阔空间，帮助他们在翻译学习及实践中对两种语言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甄别，提高其文化思辨能力及综合文化素养，逐步提高其翻译水平。当然，增强对翻译课程任课教师的培训，使得教师通过不断的学习能成为培养学生文化思辨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这也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参考文献：

　　[1]方梦之。译学词典[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05.

　　[2]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7.

　　[3]汪福祥。英语笔译综合能力[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6：73.

　　[4]Nida，E. 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1：7.

　　[5]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s Education Press，2001.

　　[6]张梦井。比较翻译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28.

　　[7]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66.